在成都房价还不太高的2005年，董磊用足以付一套房子首付的5万元，买了一个佳能的长焦镜头。
经历了漫长的跋涉，徐可意终于在云南的一座山上，见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菲氏叶猴。有好几个小时，她持续暴露在野外的自然环境中，没有遮阳的棚子，也没有伞。
镜头中，猴子不停地打着蚊子。镜头外，被蚊子“集火”的徐可意也很想动手，但是她只要一动，就有可能把猴子吓跑，而后前功尽弃。
为了拍到珍稀动物的影像，为学术研究提供可贵的图片资料，他们常常要登山，忍耐酷夏，接受寒冷。
董磊曾经连着相机一起掉进河里和滑下雪坡，徐可意还遭遇过地震。甚至，在万不得已的危险时刻，徐可意的同伴为了维持平衡、保住性命，只能忍痛放弃相机和脚架，以至于六位数的器材掉下几十米的山坡。
而在故事的另一面，那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感受，一再俘获着野生动物摄影师的心。他们为拍下少有人见到的物种而狂喜，在山野间忘却“人间”的烦恼。只有真正喜欢动物和野外的摄影师，才能体会到少有人知晓的隐秘快乐。
二月，70后自然摄影师董磊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为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线巡护员提供摄影培训。
正是在这次培训中，董磊拍到了食蟹獴，这种体型比普通家猫还娇小的动物（成体体重一般为1.5-2千克），除捕食虾蟹外，还喜欢捕食毒蛇，被称为“毒蛇杀手”。在国内，关注无名物种的自然摄影师太少，此前，董磊没怎么听说过有摄影师拍到食蟹獴。
原本，他是冲着野象谷的亚洲象去的。董磊站在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等待大象从林子里出来，但等了一上午，亚洲象也没有出现，反而是食蟹獴来到他的跟前。
食蟹獴沿着一根树干觅食，过了河就走掉了。董磊抓住短短一分钟的时间，拍到了食蟹獴，他的兽类影像“图鉴”，又多了一个新物种。
喜欢拍摄兽类和禽类的董磊，被朋友们称为“禽兽组组长”。他曾经思考过，为什么野生动物摄影师喜欢拍摄自然类的作品。答案是，自然摄影的题材特别丰富，拍摄结果具有不可预知性。
出发前，摄影师总是提前研究好了目标物种，摸清动物的习性，然后在正确的时间前往正确的地点。只是，万一天时、地利、人和哪个环节没有搭配好，他们就有可能拍不到目标物种。
“但是你肯定不会落空的，你肯定会有收获，这个可能就是自然影像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这种不可预知性很有意思。”
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董磊还拍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寄生花。这个收获“完全靠运气”：理论上，寄生花的花期去年年底就结束了，没想到，在董磊抵达的二月，寄生花仍在盛放。
1月，徐可意前往大熊猫国家公园，拍摄野生的小熊猫。她带上了长焦相机、三脚架、手电筒和望远镜，20斤的装备随身携带。
人们对野生动物摄影师的工作怀有浪漫化想象，但实际上，寻找动物的过程枯燥且疲累。“我们一早就出发了，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上，走了20公里。”徐可意回忆，“当时山上冰天雪地，走一步就会滑几下，身上和头发都结了冰。”
“面对这种环境，很多人已经打退堂鼓了。”徐可意也差点儿放弃，直到她在雪地中遇见了一位保洁员。
保洁员每天在山中行走，对那儿的变化了然于胸，用徐可意的话说，他们就像《天龙八部》里的扫地僧。那天，正当她想打道回府时，保洁员询问她和同伴来拍摄什么。她答，拍小熊猫。
突然的奇遇一扫此前的疲惫，徐可意像突然打了肾上腺素。“真的觉得，什么都不需要去克服了，我每次成功以后就会忘记所有的痛苦。”
在惊喜带来的愉悦感受中，她等着小熊猫醒来，ayx爱游戏吃东西，而后留下了小熊猫的影像。在寻找小熊猫的路上ayx爱游戏，她还拍到了竹林里的鸦雀，山中的小鸟和松鼠。
有时，由于保护区开放给摄影师的时间有限，拍摄目标物种的计划无法100%圆满。好在，数天的探索后，他们会对拍摄地更加熟悉，下一次前往，往往能做好更加充足的准备。
与徐可意前后脚，1月底，家住上海的18岁高中生韩乐飞，也踏上了拍摄的路途。
韩乐飞改道云南，和五六位年轻的朋友们一同出发了。他们由北京的关翔宇老师带着，开车抵达腾冲的姜家寨，接着又去了盈江犀鸟谷，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这条路线拍摄野生动物。
和前辈们不同，目前，生态摄影对韩乐飞还只是一个“业余爱好”。他带了一个单反机身，一只常用的500毫米的定焦镜头，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装备，重量也有20斤。
观鸟过程在圈外人看来枯燥乏味，对他们却是最轻松愉快的体验。拍摄地点是机动的。在盘山路上，他们的车顺着公路走，有时停下来听听鸟的声音，又或是看见鸟浪经过，就下车去拍。如此往复，从早到晚“刷”着山谷。
这一次出行，韩乐飞在犀鸟谷拍到了前两次来云南都无缘相见的林雕鸮，这种鸟数量稀少，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在野外，他感觉最好的时候，是看到目标物种，或拍到了一张特别满意的照片，那是一种“非常兴奋、非常有成就感”的感觉，让拍摄变成了一种“刺激”的体验。
他在无锡读大学，念的是工业设计专业，毕业后进入四川大学当老师，教设计与摄影，现在仍然在西南交大设计学院任教。作为家中独子，25岁以前，董磊按照父母的期望生活，上学、成家、立业。
在川大，工作不算太忙，董磊跟着学校的登山协会去贡嘎山徒步，这成为他接触自然生态摄影的契机。他喜欢拍照，一路走一路拍，自此成了以拍鸟为主的“自然摄影爱好者”。
爱好者拍摄自然的决心不可小觑——在成都房价还不太高的2005年，董磊用足以付一套房子首付的5万元，买了一个佳能的长焦镜头。
2008年，董磊和朋友们成立了“西南山地”。彼时，他们拍摄到了很多野生动植物，但苦于找不到鉴定动植物的中文图片资料。西南山地作为一个中国自然影像图库，应运而生。
2014年，他开始拍摄和制作自然类纪录片。纪录片的拍摄周期很长，动辄两年，甚至更久。
接近10年的时间里，董磊参与创作了10来部纪录片。而西南山地区，作为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其中一个，是他的拍摄题材总是聚焦的地方。
在这些纪录片中，董磊最喜欢的是《蜀山之王》。这部纪录片通过珍贵的原生在地影像，讲述了川西横断山脉的最高峰、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中，雪豹与金钱豹共生、壮观的康定木兰王与猴群季节性吃花、白腹锦鸡求偶、冰川与水源、村庄和保护区保护高山栎森林与林中松茸回馈人类保护等故事。
《蜀山之王》发布后，获得了不少奖项，两年前在CCTV-9播出之后，又重播了几次。
他的启蒙老师是台湾自然教育专家、生态摄影师黄一峯。六七岁时，韩乐飞就被他的著作《自然野趣DIY》深深吸引。
后来，他和家人定居上海。在参加黄一峯老师举办的青少年生态摄影训练营时，韩乐飞听董磊老师讲解他和团队拍摄野生动物的故事，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世界上还有生态摄影师这个职业，兴奋不已的同时也下定决心，自己也要成为一名生态摄影师。
得益于父母的陪伴和支持，韩乐飞在国内的多个省份和马来西亚、加拿大、日本、斯里兰卡等国家留下拍摄的足迹。他的作品《勺水一脔》在2020年获得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BBC共同举办的WPY（年度野生动物摄影师大赛）青少年组高度赞扬奖，后又获得首届中国野生生物摄影年赛“年度最佳青少年摄影师”奖。
《勺水一脔》的主角是勺嘴鹬，全球数量仅存200对左右，是全球最濒危的鸟类之一。
第一年去江苏条子泥湿地拍摄勺嘴鹬，韩乐飞的准备不够充分，自然无功而返。第二年，向前辈们请教后，他改造了一块冲浪板，可以固定相机、脚架和云台。拖着这块冲浪板，能让设备相对轻松地在滩涂上长距离移动。目标鸟一旦出现，就可以推着冲浪板，以低角度慢慢接近。
为了拍摄，韩乐飞和父母凌晨3点从上海出发，赶在日出前后到达条子泥。下滩半小时，勺嘴鹬飞到了望远镜的视野中，但又匆匆飞走了。在几个小时的等待后，耐心给予了少年“嘉奖”，勺嘴鹬又飞回他的视野里。
“当时拍完就很喜欢，在其他地方没有看过和我这张一样的姿势。它的角度这么好，特别完美地展示了勺嘴鹬的特征。这张照片还有一个对称构图的水中倒影。”
那天，相机的快门释放次数显示了他激动的心情摄影知识，他拍下了2000多张勺嘴鹬。因为过于投入，他站起来后才发现，水裤里已经灌满了海水。
距离徐可意第一次去非洲拍野生动物，到如今也有11年了。她的事业正渐入佳境。
2014年，徐可意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毕业，进入媒体做财经记者，而后又担任公关职务。快要30岁时，她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想去做一些她特别想做的事情。在这个关键的当口，徐可意去了一趟南极。
“我们平常在北京生活，路很拥挤，吃饭要排队，到处都是人。但是在南极，你见不到人，就活在动物中间。南极遍地是企鹅，水里面有鲸，冰山上有海豹，是一个特别纯粹的野生动物世界。”
当然，这也不是脑袋一热做出的决定。离开媒体的时候，徐可意已经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摄影博主”，也有不少客户。2018年，她成为全职野生动物摄影师。小时候，她梦想成为战地记者，如今，她把镜头对准了野外的动物。
新闻专业出身，让徐可意具备几个优势，“很会收集资料，很会与人交谈，很会输出，这三点是能够帮助野生动物摄影的。”恰到好处的文案能描述影像拍摄时的情境，传达动物之间的情感，让观者得以进入摄影师拍摄的场景。
徐可意喜欢拍哺乳动物和鸟，喜欢那些能显示鸟的生存环境，流露着情感的照片，“可能跟我是女性有关系，会更加感性一些。”
在野外“出没”快要20年，对于“野外危不危险”这个问题，董磊的回答是：危险无处不在，摄影师要学会回避危险。
在野外工作，摄影师既要开车，又要徒步爬山，所以肯定要做好防护。出发前，摄影团队会买好保险，项目负责人也会常常叮嘱安全事项。对于拍摄危险系数太高的镜头，就把握住一个原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护林员会给摄影师指路。山上有陡坡，泥土也松软，脚下太滑时，护林员常常能拉摄影师一把。此外，男性的核心通常比女性更加稳定，肌肉力量更强，他们踩过的地方更稳固，在山上，徐可意可以沿着男摄影师走过的路往下走。
天气也会带来危险。成都以西一直到云南、西藏，夏天的山区有山洪和泥石流，山上有石头掉落。遇到雨天，纪录片摄制组就原地休息，不开夜车，不转场。到了冬天，山路结了冰，就要把防滑链用上。
最后才轮到动物。董磊说，“豺狼虎豹你是不大见得到的了，万一见到，它们也怕人。而在低海拔的地方，最危险的是毒蛇和毒虫。还有一个原则性的事情，自己不要去作死。我们严格规定，在野外不准自己采蘑菇和所谓野菜。”
正如年轻人中流行去野外徒步，在他看来，这种对自然的喜好写在人类的基因里，“但是我们这类人的‘返祖意愿’可能更强烈一点，走进自然、回归自然的欲望会更强烈一点。”
这些年，董磊在野外拍摄并制作野生动物科普内容，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想20年前，成家立业，买房买车，那时，他多少有些焦虑。某种意义上，他在自然中寻找人生的答案。ayx爱游戏
“人活着真的是为了这些吗？十几年的拍摄，我想通了ayx爱游戏。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没有钱你连拍摄的设备也买不起。”董磊补充，“但完全是冲着钱去也没什么意义，因为你在拍摄的时候能获得大量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东西。”
韩乐飞喜欢野外的氛围。在野外，他能放空自己。“每次去野外拍动物或自然风光，就感觉进入了一个平行世界，在那里，这个世界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不见了。”
她回答，爱好就是最大的天赋。董磊也认为，自然摄影的工作必须由兴趣推动。摄影师首先要喜欢自然影像的拍摄，喜欢动植物，只有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在影像上有好的表现。
这些年，董磊和团队拍摄的多部纪录片在CCTV-9播出。除了纪录片获奖、发行海外，以及认识许多“高大上”的合作伙伴外，董磊的成就感还来源于学术。
他在珠峰吉隆县拍到了亚洲胡狼，在唐家河保护区拍摄到灰冠鸦雀。“你想想，中国14亿人里头就没有几个人见过，全世界见过它们的人加在一起也很少。”这两次拍摄结束后，他都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徐可意的感受和董磊一致，获得中国野生生物视频年赛的奖项时，她第一次见到自己喜欢的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他是中国第一代野生动物摄影师，也是“野性中国”工作室的创始人。“拿奖肯定很有成就感，有一些作品可以被用到学术上，我也很开心。”
谈到未来的规划，韩乐飞准备出国攻读野生动物保护或生态学专业。“本科就是打好基础，关于野外或物种本身的知识很重要。单纯拿相机去拍，和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去拍，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本科结束后韩乐飞计划继续攻读野生动物电影制作专业，甚至已经锁定将来要报考的院校。
即便已经获奖，他认为，“在自然摄影领域，我只是刚刚起步而已。只看国内，我觉得同龄人里也有比我水平高很多的同好。”
在出行阻碍消失的当下，董磊和他的团队慢慢行动起来，开始拍摄前年就在策划的项目。ayx爱游戏每次出门拍摄，他离家的日子不超过三周，“二十天左右，我就必须要回成都一次，把家里面料理一下子，直到确保家里老的小的都没有问题，我再出发。”
徐可意平均一个月出行一次，每次7-10天。不出门的日子，她在家对拍摄计划进行调研，也和品牌进行商务对接，协助年轻摄影师实现商业化。在有点“卷”的工作节奏中，她每周抽一天陪家人。
今年夏天，韩乐飞也会按计划出行。入学后，他还会继续深入野外，带回来自大洋彼岸的野生动植物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