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九月底的一天，太阳不大，懒洋洋地露着半张脸。我一时没有找到具体的门牌号，只能拉着我的两个大箱子在街上溜达找房门。
有一个喝多了的英国小哥走向我说，“你在找什么？你住在哪里？”对英音还不能完整识别的我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我。。我在回家，我就住在这个黑色的门背后”。
他说“你确定吗？你住在里面，所以你是一名医生？如果你需要钱，我可以帮助你。”说完，非要给我10英镑。我后来才知道，我随手指的那个门后就是我后来注册的GP所在。
对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这个情况实在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内心非常担忧他会不会是本地某个黑社会组织成员，要是收了这10英镑，之后在这片区域我怕是不太好继续生存了。连忙挥手拒绝“不用了不用了，谢谢你，谢谢你。”
我原以为这只是一个初来英国的小插曲，未来的事将会变得更加顺利。谁知这好像成了一个隐喻，暗示着我对这片初来乍到的土地的深深的未知，和对未来要学习的艺术的迷茫。
出国之前，我最大的一个纠结是，到底要继续读新闻，我的本科专业，还是要跨专业读“摄影”。后来我做了一个中和的决定——我希望进入一个“纪实摄影”的课程。
对于摄影的热情大概起源于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在刚加入的学生组织里认识了一位摄影系的同学。之后不久，我们就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协议——我陪他出去旅游，他则将摄影课上学来的PS技能“倾囊相授”，结果，我从朋友圈里可观的点赞数上得到了许多的多巴胺奖赏。
然而，随着多巴胺带来短暂的快乐消失之后，我开始不满于千篇一律的网红图像——我想探索属于自己的摄影风格。
于是大概是大二的一个暑假，我开始了自己的“瞎胡闹计划”——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带一台相机，四处拍摄，不考虑图像本身的风格。那段时间，我选择的是贵州和云南的城市。大概是因为处于一个我之前完全不熟悉的区域——相比江南，云贵高原的山气势上更具张力，民风也更粗粝。
有一天下午，由于看错了时间，我错过了从贵定出发去下一个城市的高铁，只好来到贵定的汽车站里，试图搭乘汽车出发。那个汽车站不大，下午5点钟左右的时候，车站已经是半关闭的状态了，只有售票处还有一个大哥在工作。车站里有一些小朋友和一位老师，有的小朋友们脸上还有未卸除的妆容，大概是刚刚结束了城市里的某个“文艺演出”，准备搭乘汽车回到他们原本的城市。当我再一次习惯性举起相机准备拍摄时，其中一个小男孩下意识地面对镜头微笑，并且比出剪刀手的姿势。
我透过镜头看着小男孩的姿势，愣了愣，还是按下了快门。愣住的原因是，小男孩冲我微笑的动作打破了我原本对摄影的印象——在那之前我理解的摄影是对周边环境单向索取（take）的角色，而那次拍摄，让我意识到，与其说我是在拍摄（take）一张照片，不如说我是在制作（make）一张照片。摄影，是我和周围的环境相互配合和互动的产物。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新闻和摄影的关联。二者似乎都是在对现实世界进行描述——一个是通过文字，一个是用照片。然而，新闻呈现出来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似乎更倾向于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理解世界。而摄影则不同，它用赤裸的镜头介入到事件中，截取一个瞬间和画面来展示一个事件，似乎更像一个事件的参与者，而非观察者。（这里的摄影仅指向，以纪实摄影为代表的直接摄影。）
这激发了我作为一个行动主义者的激情，去做一名纪实摄影师摄影知识。此后我开始认真思考，将纪实摄影作为一个专业学科进行学习。
由于我本科是文化生，这个背景在国内去申请一所好的艺术高校读硕士几乎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情况。去申请一个外国摄影硕士项目，作为一个更可行的方案渐渐浮现在我的眼前。
说到留学，优先选项自然是美国和英国。然而不论是那几年美国由于一些政治事件导致在中国的名声变差（虽然最近也没有变好），亦或者美国高校的硕士申请难度和所需要的经费更多，无疑都从现实层面上决定了我最后选择英国——英国研究生多数是一年制，美国则多数是两年制，费用上几乎相差一倍。
大概是大三的一段时间，我约了线上摄影教育咨询，试图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可以通过摄影进入外国高校的大门。
那次语音约莫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一会坐在台阶上，一会在狭窄的楼梯间里来回踱步，语音里聊的内容倒并不全是关于摄影的事。我们大概从“我为什么想学摄影”一路聊到了“政治”——唯独没有聊有关“艺术”的事。
现在回想起来，很神奇的是，最后打动我真正继续在摄影方向上深造的原因，竟然和摄影无关，而是自己作为“人”被理解和认识。那位老师姓徐，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圣地亚哥摄影专业，那时在摄影机构做全职老师。
相比起其他机构的老师，徐老师用一种和朋友聊天的方式渐渐询问我对摄影的看法，我之前的拍摄经验和思考等等，而不是在对一个摄影小白的摄影技术或学科知识进行凝视。而这恰好符合我心中的另一个“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的价值观。
事实上，我认为不论是在生活的沟通中，还是在纪实摄影、艺术中，都应该是如此——一切的价值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如果以艺术之名，或者以摄影之名将人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就像上世纪被批判的摄影师爱德华·史泰钦，他的作品被沃克·埃文斯称为“技术上的令人印象深刻和精神上的不存在”，那么不论这件作品的技艺多么高超，在我看来都是与艺术背道而驰的。出于以上理由，我毅然选择了徐老师作为我接下来一段时间的摄影导师。
而随着我对摄影领域的内容愈加了解，我的“行动主义者基因”渐渐不满足于纪实领域，而走向了更宽广的概念、哲学的世界，也就是所谓“纯艺术摄影”的方向了。
最后的我选择了“纯艺摄影”，并在2021年9月底来到了英国。本以为会体验到智识上的训练和技术上的提升，谁知在最初的半年时间里完全没有发生——开学不久就遇到了由UCU（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发起的持续半年（2021.09-2022.02）的教授们集体罢课事件。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好像有一种“无聊中带着些郁闷”的气质——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任何课程活动，只能在城市里到处游荡、看展，或者在学校不大的图书馆里看摄影书。
那段时间里，著名日本江户时代的画家葛饰北斋个人回顾展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其中一幅是非常有名的“神奈川沖浪里”。然而当它真的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却兴趣怏怏，竟然对边上一个讲这幅画的三个不同时期版本异同的纪录片颇感兴趣。
因为想要多受一些所谓的“艺术熏陶”，我办了英国的National Art学生卡（一年5磅），然后就在伦敦各个画廊、博物馆现场游走。一担碰到需要付费进入的展览，我只需拿出我的学生艺术卡晃一晃，便可以获得一个容易负担得多的价格大摇大摆地进去观看。
与其说这件事奇怪，倒不如说是我和“想象中的我”出现了些许差距。在理想状态中，我觉得我到了博物馆或者画廊以后一定能收获到非常多所谓的“感动”或“震撼”。然而在那段时间，不管我去看什么展，别说触动了，就连最基本的欣赏的感觉也是勉勉强强才能唤起。
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某个稻草根一样，中国同学成了我“歇斯底里”地解释自我怀疑的出口——我尝试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酒后谈论某些宏大的命题“什么是艺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算是艺术家？”“艺术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在我清醒之后，好像找到了答案———一直以来，“艺术”都算是一件离我比较遥远的事。尽管有空的时候，我会去电影院看一些“文艺电影”。但现在看来，这些内容似乎都是在“电影艺术”这件事的范围内。而“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在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体制中几乎没有出现过。
倒不是我天生讨厌“当代艺术”而不去接触，而是作为一个出生在浙江四线城市的小孩，整座城市就没有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更别提艺术画廊了。事实上就算我来到了东北长春这座作为省会的城市，也依然没发现任何一座当代艺术相关的机构。后来我发现，全国数百万公里的国土上，当代艺术有关的机构似乎只在一些一线城市的范围里有覆盖。
虽然身边有些朋友从小学习钢琴、小提琴、二胡、琵琶、美术等（很显然我也不属于这一类），但从他们的经验听来，老师们多数还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技术在教导——典型的例子就是不断地训练，然后考级。事实证明，不论是艺术还是当代艺术在一个四线城市小孩的生活中是几乎被隔绝的。
在我申请研究生之前，有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一个行为艺术令我感触很深。那是由坚果兄弟策划的有关白石洲失学儿童的行为艺术“深圳娃娃”，大概内容是他们收集了数百个白石洲居民的洋娃娃摆放在一片空地上，然后用巨大的挖机将这些洋娃娃夹起ayx爱游戏。
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能在真正的社会实践中做这么酷的事并对公众产生影响，那艺术必定是一个我要继续走的专业了。
但或许是因为语境不同，又或许是因为伦敦的资本主义太强大，将一切艺术分为“有名的”和“无名的”两类。于是这里产生了和国内我所接触的艺术环境极端不同的氛围——一个稀缺到几乎消失，一个繁盛到需要一定“阶级门槛”（一张艺术展门票往往数十英镑）才能欣赏。
这或许也能解释我对许多艺术无感了——因为他们不在我理解的社会实践环境里。以及当一个具有野性和反叛性的艺术作品被束缚在一个通体白色的“空盒子”中，那种反叛的张力似乎弱了许多，在养尊处优的博物馆里，“当代艺术”和“古典艺术”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了。
甚至还不如“古典艺术”，至少在古典时期，每一位匠人在技艺上都高之又高。而“当代艺术”开始概念先行，某些技艺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在一所艺术学校里面对“艺术”无感，就像喝啤酒的时候对气泡无感——无法享受啤酒的快乐，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喝啤酒。
为了暂时逃避“当代艺术”带来的挫败感——我似乎很难再有曾经看坚果兄弟的作品的那种体验，即使伦敦是一个遍地当代艺术的城市。我把自己安排在学校温馨的小图书馆里——图书馆外面有一颗巨大的树，每到下午4.5点他周围喷水的小喷头就会撒出一个断断续续的半圆形水雾，从这边喷到那边，再从那边喷到这边——我就这样一会看看手里的摄影书，一会再看看水雾从这头喷洒到那头。
我似乎得到了某种慰藉——在我逃离“当代艺术”之后，我还有“当代摄影”的陪伴。然而我发现，随着我对摄影的深入观看，摄影也渐渐露出了它“晦涩难懂”的一面——它在历史语境中的美学和理论演变。
在那段时间里，我在读一本书名叫做《摄影经典论文》，里面收录了30篇非常经典的近现代关于摄影美学和理论批判的文章。其中一个主题大概是围绕“摄影是不是艺术？”这一话题，收集了各个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和作家对这一问题的真知灼见。
由于我之前读过一篇中译本的由约翰伯格撰写的《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在这本小册子的最后一篇，同样是由约翰伯格写的《理解一张摄影（Understanding a Photography）》立马成了我最有兴趣的一篇文章。
我在里面读到摄影的本质是“我已决定我之所见是值得被记录的（I have decided that seeing this is worth recording）”，以及约翰伯格在文中说，“所有的纯艺术作品，不管它们的内容是什么，不管一个个体观察者对它有什么感觉，现今都不过是被当成是一种支撑着保守主义的全部精神信念的道具”。
似乎恰好印证了我在博物馆里的感受——当艺术作品被悬挂在墙上以后，和公众的互动感开始呈直线下降趋势。我看到的不是艺术家和我真诚的交流和对话，而是由灯光和形式组成的一个“艺术氛围”在向我单向展示一个“著作”，重点在“著”，而非“作品”——一种具有权威感的不由分说，出现在一个本应是民主、平等的艺术空间中。
我现在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对那个纪录片感兴趣了ayx爱游戏。因为里面的大英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用一个平和的语气向我展示，她是如何花时间一点一点地对比画中的异同，以及这些异同出现在什么时期的版本和画中的位置。
尽管罢工依然在进行，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坐在学校的演讲厅里听到一场面对面的讲座。但我们还是迎来了第一次的个别指导（tutorial），我的导师是个DJ，她叫chooc ly tan，读作shock-lee。
为了缓解一对一聊天的紧张，以及唤醒早上还未完全清醒的大脑，我会去学校吧台买一杯美式咖啡，然后坐到我的座位上静静地等待我的导师的到来。Chooc ly其实是一名混血，用她简历上的描述是“出生于法国的非裔/越南人/柬埔寨人”。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大概花了10多分钟的时间在聊我之前做的内容，以及我最近感兴趣的主题。由于那段时间尚处在新冠的阴霾中，加之一些他乡文化冲击，我常思考一些“存在危机”式的问题：我在哪？我在做什么？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这导致我那段时间的照片里常常没有一些具体的主题。
因为时间过去快两年了，我记不得当时具体还说了些什么。但和她聊完以后我很清晰的感受是：自己的作品在被从未有过的近距离、认真地观看。且对方会给出具体、丰富的反馈，以为我接下来的创作提供支持。
我在网络上找到了丰富的关于chooc ly的信息，让我在大脑里渐渐构建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家。所谓“活生生”，大概是我能把网络上的各种信息和现实中的人联系起来。这好像提供了一些帮助我理解“他乡”语境的途径。
参展的艺术家是一位我们学校在读Phd的学生，她约莫50岁的样子。那是一个关于女权运动的摄影展——她重新放大打印了一些上世纪街头的女权抗议运动的黑白胶片照片，这些都是她自己在英国街头拍摄的。她说她做这个项目的动机，是一起发生在2021年的伦敦南部的一名女性被警察杀害的案件——在疫情期间，有一位女性因不明的原因被警察带上警车，然后驾车到一百多公里以外奸杀。她想通过摄影重新唤起人们曾经上街争取权利的激情。
展览之后，她提议我们去学校周边的一个小酒吧坐下聊天。和平常我去的场景不同，这次身边的朋友们似乎都是40.50岁左右的样子。进了酒吧以后我才知道，那位摄影师女士即将结束她的Phd项目，她的朋友们有好多是顺便过来庆祝她顺利毕业的。我们一行人（大约8个人）入座以后，陆续开始小酌手中的饮品。
其中有一位女士好像对中国人比较感兴趣——而由于我是在场的唯一一位中国学生，而且看起来年纪和他们的社群格格不入。她试图弄清楚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所以你是什么专业的呢？”“我是摄影系一年级的学生。”
“我认为，我选择做艺术，是因为我相信艺术的力量。你知道的，不是像泰特摩登那些美术馆的那种力量。不是说里面的艺术品不好，而是你知道那些去美术馆看艺术作品的人，往往已经是中产阶级的人了，对他们来说，艺术并不是带来力量的，而是属于娱乐的。而艺术的力量是可以改变现实的，是可以让社会进步的。我知道我现在还没能创造出那样的作品，但是创造出有力量、使社会进步的艺术，大概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了。”对面的女士似乎思考了一下，然后看着我的眼睛非常认真的说出上面的话。
之后我们互相留下了邮件，她在给我的邮件中推荐了她最喜欢的一个博客网站，它的中文名叫做：闯。我打开之后赫然发现里面许多文章竟是首发于国内公众号，后经过翻译又重新在网站上发布的内容。
最近快要毕业了，我在重新思考这两年在英国收获了什么。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收获——如果再碰到一次那个英国小哥，即使能听得更清楚他的话，我也还是不太知道怎么招架他的“热情”。但是又似乎收获到了某些确定的东西——与其讨论某些宏大的“艺术”ayx爱游戏，不如把注意力放在更现实的实践上，毕竟，我认为的艺术只关乎两点——真诚（sincerity）与认真（serious）。
这两个词的意思是，创作者遵从自己的内心，将自己认为最值得给大家观看的内容用认真的态度展示给大家，这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创作者愿意的话，ayx爱游戏它就可以被视为一种艺术了。至于它是否会成名，是否会被许多人看到，正如杜尚说：“一件作品的著名程度，取决于被谈论的次数”，就交给观众了。
整理了一些两年来段段续续的思考片段和一些对我思考产生影响的时刻。回想过去两年的留学经历，大概更加确定了一件事——学校不会亲手送上一切你想要的，重要的是主动去参与和思考。
一开始的写作其实是痛苦的，因为很多信息都在潜意识里像沙子似的地散落着，感谢童言老师在写作过程中的鼓励（后来每天收到童老师的催稿竟成了一种习惯），才让我坚持一点一点把脑海里的事件和想法拼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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